上海书展聚焦中国传统文化:应以何种方式与传统文化对话?

2017-08-20 09:51 来源:文学报

评论家李敬泽说,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经典在这两三千年居然一直有活力,一直回应现代人活生生的问题。他是就最新作品集《咏而归》接受采访时这么说的。由此引申开去,我们不妨说,传统文化之所以为传统文化,不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文化之根,还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依然有它经久不息的回响。

体现在本届书展上,不只是主论坛暨“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以“经典传承与文化自信——传统里的诗与远方”为主题,《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华经典诗文之美》《中国好家风故事读本》《中华民族:积淀五千年的文化自信》《章太炎全集》等图书的集结呈现,更像是给读者奉上了一道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宴。

如李敬泽所说,传统就如同江水,现代人不过是站在江边,从江里舀一勺水。他认为,阅读经典是一个与古人相亲的过程,带着现代的问题,带着现代的烦恼,与古人对话是快乐、有趣的。既如此,我们有必要思考的是,我们该怎样去舀那“一勺水”,该怎样与古人相亲,又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传统文化对话?

传统文化应体现在家风、家训、家规之中

以李敬泽的说法,与古人“相亲”,他仿佛是做了一次春日里的漫游,以春秋先秦为主,穿过《论语》《诗经》《春秋》等经典,兴之所至,迤逦而下,至于现代乡野。写作《咏而归》,也不外乎是希望世人从古人的选择和决断中,从他们对生命丰沛润泽的领会中,在趣味里追怀古人的风姿,学习安顿自己,找到一个归处。而这一切在他都是通过读古人原典达到的。

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更多是通过网络、电视等其他渠道,走近古人,走近传统文化的。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近年图书界的“经典热”“中国传统文化热”,从显在的层面看,正是从电视荧屏里刮过来的。近年热播的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诗书中华》《喝彩中华》,还有于日前落下帷幕的《中国戏曲大会》等,被誉为综艺节目里的“清流”。

这股“清流”在图书界得以延伸。《朗读者》节目同名图书,共收录七十位朗读者的访谈、九十四篇文本,访谈部分补充了因节目时长限制而被剪掉的精彩片段;“中华经典诗文之美”(全13册),由语文教育家徐中玉先生领衔主编;《诗书中华(第一季)》古为今用,通过同名电视节目42组家庭之间的比拼,展现中华古诗文经典独有的表意能力与审美特征;《古诗词中的中华美德》由中国诗词大会顾问方笑一等编著,力图从古诗词中找寻与现代人心灵相通之处。《中国诗词大会》三期擂主陈更的《几生修得到梅花》,也可以说是该节目的延伸产品。

某种意义上说,这自然是一个好现象。但正如《诗书中华》节目嘉宾、学者钱文忠所说,我们不能因此断定传统文化“回暖”或是形成了一股热潮。“节目播完,这一阵热潮就过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同样,如果买相关图书产品,只是读者赶时髦之举,而不能真正为他们阅读、吸收,也是一件憾事。因此,他强调“踏踏实实做好节目最重要,要把它当事业而不是产业”。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文忠强调,传统文化不应该停留在课本上,而应该体现在家风、家训、家规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将个人修养融入家庭中,整个社会才会形成和谐有礼的风气。”钱文忠还表示,让孩子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除了体会诗文之美,更重要的是学会诗礼之教,“在节目现场,有个别诗词储备很厉害的孩子,对家人很粗鲁,我当时就提意见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要让教育化为教养,文化落为文明。”

话虽如此,首要的还是让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这有赖于各类传播甚广的文化类节目的引导,更有赖于“润物细无声”的家教。因为就像《诗书中华》总导演王昕轶所说,我们背诵的第一首古诗是家人教的,而不是老师。“我们最早接触古诗词是来自家庭,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依靠家庭。”

问题正在于,眼下中国大多数家教是强制灌输式的,而不是循循善诱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不要说他们长大后,把传统文化知识转化成了自身的修为,就连小时候学到的那点知识都忘了。主持人王芳于此深有感触。她说,实际上父母、老师教过我们很多知识,我们却觉得没有学过,那是因为我们只是临时抱佛脚,学了、背了,却没有往心里去。“你要知道时间是一块大橡皮,每天过来给你擦一遍。学了一些知识,如果没有拿油笔再画一遍,就直接被擦掉了。”

因此,她强调要教会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在近期出版的《最好的方法读唐诗》里,她从李白、杜甫的人生和诗入手,将初唐、盛唐、中唐的诗人串联在一起,用生动、有趣、贴近孩子心理的语言带读者重返唐诗的世界。她将诗人的身世经历、政坛文坛的奇闻趣事融入唐诗的讲解之中,打破了传统唐诗教学方法中讲解“原文+释义”的方法,以时间线、历史线轻松帮助孩子构筑大语文学习所必备的知识体系,力图将唐诗的美妙变为孩子身体里生长出来的知识底蕴。

重视对已有的民间故事资料的清理改写

以讲故事的方式走近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让读者,尤其是小读者把知识转化为底蕴的很好的路径。《中国故事》作者,普通的乡村教师一苇,正因为从小听双目失明的祖父讲《封神演义》外传,讲各种民间野史等等,才爱上了那些充满幻想的文学作品,这些故事为她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而后来她自己也走上了给孩子讲“中国故事”的路。

事实上,中国,尤其是中国民间有很多“故事”。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刘守华表示,中国民间故事从萌生到发展成熟的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多年前,在从《山海经》到《搜神记》和《夷坚志》等古典文献中,可以搜寻到大量古代民间故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催生了对下层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采录与研究歌谣和故事蔚然成风。“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三个关注民间文学的黄金季节,我们所积累的故事资料已达数十万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皇皇巨著,成为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金库。”

问题是这样的民间故事,更多是作为资料被封存在“金库”里,没能获得读者的青睐。显然,中国缺少像《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那样深受读者欢迎的故事书。而在西方,重述民间故事更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像卡尔维诺、阿·托尔斯泰、安吉拉·卡特等作家都参与过童话的整理与改写。即以近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十七世纪意大利宫廷诗人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所著的故事集《五日谈》为例。作为欧洲第一部由童话构成的文学集,该书的出现比夏尔·佩罗《鹅妈妈的故事》早了近半个世纪,比格林兄弟的童话集早了近两个世纪。《五日谈》中的许多故事是现今所知的最古老版本。格林兄弟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并赞扬其为第一部民族童话集,认为与自身在童话上的浪漫民族主义观点相吻合。

但在中国,就像一苇说的,很多民间故事被“教”坏和“写”坏了,变得千篇一面、粗糙扭曲。而对已有的民间故事资料进行清理改写,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充斥书市的多是用简单拼凑方式出版的故事集。正是为了“恢复中国童话故事原来的样子”,一苇开始了中国童话故事的重述之旅,她大量搜集民间故事,琢磨讲故事的方式。她说:“中国不是没有好故事,只是没有像格林兄弟那样用心的整理者。”

用刘守华的话说,从《格林童话》到《意大利童话》,还有《俄罗斯民间故事》,都有力地表明改写民间故事这项文化工作的重要价值。而一苇的中国故事,既保持了童话故事的原初面貌,又以今天的儿童观和价值观重新阐释。“她不是卡尔维诺,但她为中国童话故事,做了卡尔维诺式的工作,卡尔维诺让意大利童话焕发了新生,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而一苇则激发了中国童话故事的活力。我们应有充分自信在改写中国民间故事方面做超越性的开拓。”

有待建构全面、透彻、强势的话语体系

如果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则事关找到中国话语,建立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也因此,《文明型国家》作者、政治学者张维为强调,中国的迅速崛起,早就超出了西方话语体系可以解释的范围,我们有待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以张维为的观察,用西方政治学话语来解释中国政治“几乎都是错的”,然而,在国内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西方话语体系渗透甚深,“这是我们经常发现为什么中国这么精彩的故事讲不好的原因。没有真正的话语自信,谈不上讲好中国故事。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体系,它是接地气而有丰富学术背景的,也是可沟通的、国际的”。

而在《再造中国》作者、学者王义桅看来,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改变“有故事,没中国”的现象。“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往往就中国某个问题大肆炒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所表达。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在国际社会构建客观、全面、生动的中国观。” 不仅如此,王义桅认为,还要改变“有中国,没故事”的现象。“中国人讲中国,往往有中国,没故事,或者故事太中国特色,缺乏通约性表达。也因此,我们要将中国、故事连贯为中国故事,通过中国故事讲世界故事,塑造世界的中国观。”

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资源,而吸取的最好方式则是通过阅读。在《朗读者》所写的序言中,翻译家许渊冲写道:“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读。”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则认为,阅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人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够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智慧,唯一能够通过阅读来充盈自己的心灵,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展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但阅读的形势如朱永新所说,依然不容乐观。“除了电视以外,我们同时面临另外两个屏幕的冲击,手机的小屏幕和电脑的中屏幕。在网络时代,碎片化信息汹涌而来的情况下,低头族越来越多,如何回归真正的阅读,让浮躁的心灵有安顿的地方,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回归阅读,《朗读者》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AR技术,给图书赋予更多的附加值。图书总策划人肖丽媛介绍说:“AR技术让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还能够观看视频、聆听朗读。我们的图书不仅囊括了70篇访谈,94篇朗读文本,154张照片,更是涵盖了近1000分钟的朗读者影像内容。AR让一本静态的图书变成了一部可移动的活电视。”

毫无疑问,这样的创新,于增进阅读是不无裨益的。而《朗读者》之所以在电视呈现之后,还要回归到文字,则诚如该书主编、主持人董卿所说:“看《朗读者》节目,会看到各行各业有特殊成就,特殊人生经历,特殊人格魅力的人。但透过他们的背后,我们会看到铁凝主席在序里面写到的那个‘辽阔的、深邃的、纯粹的文学世界’。”某种意义上,走近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对话,也无非是让我们看到那个背后的辽阔世界,让我们明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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